在各大高校，部分学生自发组成“月潮志愿者小组”，发起“予她同行”卫生巾互助盒活动，拒绝月经羞耻。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自2013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关爱和帮助山村贫困女童，教授她们有关卫生健康的知识。

而首个专注于月经卫生管理的公益性研究组织——月事骄傲，则自2021年1月以来开设“月经社会创新营”，提出了“青春互助小组”“性别友好厕所”等针对性方案。

 

“予她同行”成立于2020年，最早关注抗疫前线女性生理期问题，捐赠卫生用品，现为隶属灵山慈善基金会的专项基金。

 

澎湃新闻在《疫情中，为女性购买一张卫生巾》这篇报道中提到，“在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就有声音提出在此类灾害救援和疫情防控过程中需纳入性别视角。《中国妇女报》2020年2月18日曾发文称，为受灾女性提供生理期卫生用品的呼吁在汶川大地震救援时就曾被提出过。由于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女性面临各种形式的灾害时往往更具脆弱性，在灾害救援的各个环节中纳入性别视角也是备受关注的议题。”

 

当疫情发生，生活用品供应效率大幅度下降时，“卫生巾缺乏”的现实情况让女性医护们饱受折磨。2022年4月16日，上海市妇联接收到儿基会捐赠的品牌卫生巾、夜安裤共计31119箱，价值超过700万人民币，分别向市级定点医院、市级方舱、复旦大学及附属医疗机构、部分区级方舱和基层社区一线女性工作者送去，还有爱心物资将陆续运抵并发放。

 

当下，世界各国官方与民间组织对月经贫困的认知多数还仅仅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而精神层面的月经贫困也亟待更多关注与解决。月经贫困带来了身体、精神和情感上的挑战，笼罩在月经上的耻辱感进一步阻碍了个人对它的谈论。

 

印度虽早在2018年就废除了12%的月经税，但在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围绕月经的羞耻和禁忌方面，政府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这个问题与月经产品的可负担性无关，”印度妇产科医生Surbhi Singh说。Surbhi Singh创建了一个名为Sachhi Saheli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反对女性健康禁忌问题。“我们没有教女性如何使用月经产品，她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也不能正确地处理它们。”女性除了缺乏卫生产品使用方面的知识外，还必须解决社会上有关月经问题的谬误。

 

一起发生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事件中，一些大学生被投诉违反了当地女性应该遵守有关月经的规定，她们被迫脱光衣服以证明自己没来月经。根据印度经期女性相关规定，女性禁止进入寺庙和厨房，也不得在经期接触其他学生。在类似的事件中，女性的尊严遭到了践踏。

 

为了克服月经污名化，Sachhi Sahel与印度北部部分地区的学校合作，对学生和教师进行生殖健康教育。“让男人和男孩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让他们参与，事情不会改变。”教育是帮助女性解决精神层面月经贫困的重要手段，但根植在文化深处的月经污名化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变或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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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女性贫困，叫做月经贫困。”对一部分女性来说，这仿佛是一种天生的贫困，一种由生理决定的贫困。而我们的目标也正是让这些女性更加享受自己的性别身份，更加健康自信地度过月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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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生理上天然的差异，亟待用“理解与尊重”去填补那道观念上的沟壑。“散装卫生巾”背后的难处，痛经下的不适与忍耐，“卫生巾降价”话题下支持与反对的碰撞……这在提醒着我们“正确认识月经”“直视月经贫困”“打破月经禁忌”都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实际行动。例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营销，让女性权益优先于消费符号；厂家提高产品质量，让更多女性可以安心使用优质卫生用品；政府进行适当调控，并对卫生巾生产商进行优惠扶持；并且让生理健康课走进更多学校，告诉男孩女孩们月经不是需要“遮掩”的尴尬事情；同时，鼓励女性主动为自己的需求在公共领域发声也会是有意义的一步。

 

对于解决月经贫困，虽然长路漫漫，但有一群人已然向前奔赴。在呼吁全社会解决月经贫困的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拥有“卫生巾自由”。更进一步的，是“月经自由”。